性社会学研究 | 潘绥铭《性社会学及其应用》（收于《应用社会学》第十章）

编者按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也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能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潘绥铭教授编写的《性社会学及其应用》，收于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应用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于1995年11月初版，初版本章标题为《性社会学研究及其应用》，收录于第七章。该书于2004年2月出版第二版，第二版本章标题为《性社会学及其应用》，收录于第十章。由于再版后本章内容有不同程度改动，故本期选取的标题、目录与精选内容均出自于2004年2月第二版《应用社会学》。

《性社会学及其应用》

收于《应用社会学》第十章

作者：潘绥铭

时间：1995年11月 初版

2004年2月 第二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录

第十章  性社会学及其应用

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与基本假设

二、经常借用的社会学理论

量化研究在性社会学中的应用

一、性研究的方法论概述

二、问卷调查的设计

三、性调查实施的第一步：化解被调查者的“隐私屏障”

四、性调查的第二步：调动对方的积极性

五、社会与文化对性调查的制约

量化观察法在性社会学中的应用

一、准备工作

二、统计观察

三、运用观察法的两个实例

性社会学中的定性研究

一、社区考察

二、定性访谈的准备

三、定性访谈的基本过程

四、定性访谈的质量与后期处理

与性有关的社会工作

一、社会服务工作

二、涉性的救助工作

三、性方面的社会管理工作

四、涉性的社会工作的独特地位

精选内容

量化研究在性社会学中的应用

一、性研究的方法论概述

性研究还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适用的、独特的方法论。它那以上千本巨著堆砌起来的学科殿堂，还缺乏一个使之具有生命力的灵魂。

　　1929 年以前，研究性现象的主要是心理学家，因此当时的性研究方法就是对临床病例的分析与归纳。随后，性研究开始兵分三路。

　　第一路是侧重生理学与医学的“实验室学派”。1966 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一书出版。他们观察和测量了 382 位女性和 312 位男性的数千次性反应。1978 年，法卡斯等三位学者创立了男性观看性电影时的反应的常规模式。1983 年，另外三位学者又论证了上述常模同样适用于女性。时至今日，这一学派的研究，已经纵向深入到 PC 肌、脑电波、 激素分泌水平等层次上，横向扩展到恋爱中的性反应了。

　　第二路是“社会调查学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学者就调查了上千人的性行为。但是这个学派被公认的创立，则是金西于 1948 年出版的《人类男性性行为》和 1953 年出版的《人类女性性行为》，俗称“金西报告”。到 1994 年 10 月，劳曼和盖格农等 4 人运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第一次完成了对总人口随机抽样的 性行为调查，出版了《美国人的性生活》（普及本）和《性的社会组织》（学术本）。

　　第三路是“心理－行为学派”。它的鼻祖是弗洛伊德，而且有德门特、马斯洛、罗洛·梅等后继者。现在的学者更加强调把性心理现象与性行为实践统一起来研究。他们的主要建树，一是创立了数十种性心理的量表，可以测定许许多多的性心理障碍和性心理发育水平；二是 1979 年卡普兰发表的《新的性治疗学》和 1989 年罗比科罗创立的性的系统疗法。目前，遍布北美的成千个“性诊所”，大多数都是运用这一学派的理论与技术。

　　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对经典性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性研究的这三路兵马一股脑都看作是“科学宗教”，是迷信“价值中立”的荒谬产物。他们以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反客观，反统计，反规律，更反对所谓“性教育”与“性治疗”。

但是，它们之所以还难以撼动经典性学，问题并不是出在结论上，而是由于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流派目前都还仅仅处于批判传统的阶段，离建设还很远，因此它们在性研究方面还提不出任何一种可操作的新方法。

这就构成了一种总体上的危机。不仅是经典性研究的危机，也是性研究发展上的危机。

各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它们各自的研究的基本单位不同。

实验室学派按照生物学的规定，强调物种的同一性，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人类，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因此在总结人类的性行为时，就像做药物试验一样，并不需要随机抽样，只要具有相当数量的样本就足以了。社会调查学派则把群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强调人的社会特征，也就是人的群体所属。因此它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必须保证所研究的样本具有总体代表性。心理－行为学派却把个体作为自己学科研究的基本单位，强调个性和个性差异。因此个案研究是它的家珍。

这样一来，如果想把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三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却根本就无法确定，我们的基本研究单位究竟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呢？

各学科的验证手段也在互相冲突。

实验室学派只相信在可控条件下的客观观测结果。社会调查学派的一切数据都是当事人主诉的情况。心理－行为学派力图把两者结合起来。

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吗？－－随机抽取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的 3000 人；把实验设备搬到每个人的家里，实地观测他们的真实性行为；最后还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主观认知与评价。

即使我们终有一天能够这样做，也仍然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各学科检测所获得的数据，根本就无法换算，无法合成。

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为例：他们在进行生理测试的同时，也询问了被试者的心理状况，分析了被试者的社会特征。但是，如果某个女性被试者，在性高潮期间的血液收缩压为 55 毫米汞柱；心理上出现“中等强度”的性高潮体验；性观念是觉得“性是正常的”；社会特征是 28 岁，大学毕业；那么，汞柱数值与年龄或者文化程度能够进行数值比较或者数量运算吗？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能够得出一个综合的数据吗？即使能，它究竟能够说明些什么呢？

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学科的进展都依赖于方法论的突破，然后是发明相应的操作手段。

但是传统的三大学科的研究，目前已经接近极致，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本质上的突破，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更加广泛地运用既有成果而已。

中国的性研究离综合研究还很远，还不具备在方法论上实现突破的能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最需要的恐怕还是首先把各自学科里现有的方法运用好；需要在难得的少数交流与研讨的机会中，更多地关注各种研究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它们的结论。

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许多学者的定性分析能力是相当强的，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认识，在原则上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是相通的。如果说，人类可以跨越过量化研究的历史阶段，直接奔向未来的新方法论，那么中国的研究者们说不定也可能因祸得福。

二、问卷调查的设计（略）

三、性调查实施的第一步：化解被调查者的“隐私屏障”

生怕自己不符合社会一般规范，或者觉得被调查是一种负担，这是任何一种社会调查都会碰到的最主要障碍。但是性调查更特殊，障碍更多，最常见的有这样 10 种：

1、大多数人认为“性”就是上床，没什么可调查研究的。

2、调查者很容易被认为是在猎奇，甚至在利用调查的旗号来搞流氓活动。

3、性的事情常常会涉及别的人和别的事，被调查者不愿意讲甚至不愿想起。

4、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性价值观与调查者的根本不同，产生“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

5、被调查者不愿跟任何人分享自己在性方面的体验。

6、怀疑能否真的保密。

7、被调查者缺乏必要的总结能力和表达能力，愿意回答却回答不出，只好拒绝。

8、尤其对于男人来说，回答性调查这种事本身就太富于性刺激。

9、认为性调查本身就不道德。

10、时机或场合不好，不便回答。

正是由于以上情况，在我国开展较大规模的性的调查时，当面访谈恰恰是最不符合民情的。这是由于：

1、中国人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统。

2、汉语中的性词汇很少而且很不普及，使被调查者想说而无词可用。

3、当面交谈更容易诱发一些不必要的性刺激或者性反应。

4、异性间基本上无法访谈。

5、访谈更难于找到合适的时机与场合。

6、访谈中的情绪与氛围更容易诱导被调查者或者使调查者忘记测谎。

7、不论如何保密，访谈的双方毕竟是认识了，而中国人一般都非常忌讳这种相识。

因此在调查性问题时，不应该盲目迷信当面访谈的真实度，更不该排斥其他调查方法。必要时，宁肯牺牲回收率和代表性，也要保证最大的真实度。

四、性调查的第二步：调动对方的积极性

       如上所述，化解“隐私屏障”绝不是设法去侦察或审讯，而是在充分理解和尊重人之常情的基础上，调动被调查者的积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因此应该做到：

        第一，用科学和社会责任作为最主要的感召力量。调查者要坚信，每个人的内心需求都是多重的；越是“世风日下”，这种感召力就可能越强大。在每次调查中，都应有一封长达千字的自我介绍信。对大学生应强调性科学的价值，对普通人强调调查结果的社会意义，对亚文化群体（男同性恋者和从事性交易者）则强调能理解他们的现实存在。但是在调查任何群体时，切忌冒充其中的一员，否则对方也不会以诚待你。更不可以伪造任何其他调查动机，哪怕是最容易打动对方的（如救助等等），否则会失信失人格。

        第二，应该使对方真正体味到，调查者在学术资格、个人品质、善解人意、责任心和献身精神等方面，不仅是优秀的而且是适合于做此项调查的。例如有的学者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通俗文章，调查中常常可以遇到读者，获益匪浅， 而且在自我介绍时更易获得信任。但是调查者切忌使用道德化语言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尤其不应该只字不提自己的情况。调查(哪怕只是寄发问卷)是一种情感互动式的人际交往。没有多少人会理睬一个冷冰冰的“说明”或者一个莫明其妙的“××课题组”的落款。这是中国的民情。

　    第三，性问题的调查者必须意识到：中国人不善于拒绝，却很善于隐瞒。因此，可怕的不是拒访，而是谎答。如果谎答，我们的研究不但会前功尽弃，而且会被误导。

　　因此调查者应该让对方真正明白，你的保密措施都是些什么，又为什么能保密。如果是邮寄调查，就应该准备好一模一样的信封，事先贴好统一印好的回信地址和同一种邮票，问卷中只需画圈，不必留下任何笔迹。对于非写出来不可的年龄，可以在问卷末尾事先印好10行从0到9的阿拉伯数字。不愿意亲笔写出的人可以剪下所需数字，贴在年龄那一栏中。例如在调查男同性恋者时，有10.3%的回答者应用了这一方法，证明它非常重要。所有这些措施都在自我介绍信中解释了两遍，但仍然有一位回答者附言：“看到信封上的邮戳，你大概知道我是谁了吧？”因此，介绍信中还应该解释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访谈各种亚文化群体时，不仅应该当场演示所用的保密措施，而且应该容忍他们检查证件和随身物品（以防录音），乃至更甚的试探和验证。

　　在国际上有许多保密的方法，例如“摸彩球”（摸到某一颜色的球就回答，否则就不回答）；但是在中国的调查实践中，这种做法却往往使对方更加怀疑你在捣鬼。这里推荐一种更加实用可靠的方法：“大包混杂法”。

　　事先准备好一个装满封口信封的大袋子；当着被调查者的面，把他的回答也装进一个同样的信封而且封好；把这个信封放进大口袋而且搅拌混杂；请被调查者把自己的回答找出来。

　　被调查者当然不可能找到。因此，只有这种当面演示的、眼见为实的方法，才能证明回答确实是保密的，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中国人的顾虑。

        第四，应该使调查的深度与所调查的群体的敏感度尽量一致起来。否则，问得越深越细，得到的回答就会越少越不真实。

　　据以往的经验，对于自我性行为、异性间的性交往和自我性心理等，只适宜调查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性生活细节只宜于调查相对年轻却又不是“青少年”的人。非婚性行为或者性交易行为等，最好是只问有过没有。对女性的调查一定要意识到月经、怀孕、避孕和生殖哺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度，否则难于被认同。对青少年则务必不要使用任何伤其自尊心的成人化语言，例如“早恋”、“择偶”、“性压抑(或躁动)”等等。

        第五，为了化解隐私屏障，也可以建立有限度的“交换”关系。

　　以往的成功经验有：调查亚文化群体时，随问卷赠送一本性学书籍，或者随时提供防病知识和用具，或者承诺开展初级的心理咨询或者宣教，或者协助他们调解个人的家庭矛盾。必要时，调查者甚至应该出面制止针对他们的敲诈与抢劫。在整群抽样的调查中，可以事后在被抽中的单位举办讲座或婚姻家庭与性的初级咨询。但是，调查者也千万不可依赖或者炫耀“交换”，因为大多数回答者是一片真诚。“交换”是对他们的不尊敬、不理解。

　　第六，即使万事具备，没有合适的时机与场合，隐私屏障仍然难于充分化解。

　　一般社会学所尊崇的入户调查，在性研究中显然是不适宜的。即使是邮寄调查，也必须设身处地地想想：寄到或送到工作单位当然比寄送家中更好，但寄不寄挂号信？会不会反而更引人注意？自我介绍信长些当然好，问卷印得字大格宽当然也好，但收件人在单位里能够看上几秒钟就知道是什么事吗？能够迅速藏好吗？又在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填答呢？事先备好信封邮票请他(她)寄回当然很保密很方便，但收件人有寄信的常识吗？邮筒有多远？当地邮局是否已经规定必须用本地信封并写上本地邮编？综合考虑下来，对大学生应该用挂号信和密密麻麻的问卷，以备随时把这张较小纸片塞进书本、课桌里或者枕头下。对普通人口则用平信而且不用单位的公用信封寄去，在返回的信封上已写好统一的当地邮编。对亚文化群体则用更宽大的纸和更精美的印刷，另附个人名片，而且对相当多的人是同时发送大型和小型两种问卷，供其选用。当然，如果经费充足，送去寄回的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它以牺牲回收率为代价，换取更真实可信的数据。

　　最后要说的是：隐私屏障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最终仍不能化解它，那么就该无条件地尊重它。绝不应该运用任何行政措施、司法手段、精神压力或不道德方法。因此人们对性调查中过高回收率的怀疑，不仅仅是指向其可靠度，更是指向调查者在操作中的道德准则。

五、社会与文化对性调查的制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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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陈锐 祝璞璞

图文编辑：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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